365之（341）：说“端”——端正、端砚，不可端倪

琅琊圃叟

《说文解字》：物初生之題也。上象生形，下象其根也。
段注： (端) 直也。用爲發耑、耑緒字者叚借也。从立。耑聲。多官切。

琅琊圃叟

端正

释义：1端正是指姿势挺直或者态度品行正派。如坐得端正；端正思想，端正 工作态度。
           2、物体不歪斜，物体各部分保持应有的平衡状态。

楷书、隶书、篆书统称“正书”。
所谓“正书”，当然要端正。
横平竖直，四四方方，稳稳当当，是一种端正。
横七竖八，歪歪斜斜，交叉攲侧，但若能保持平衡，维持静态，险而不倒，也是一种端正。

端正并非书法的唯一审美标准，也非正书的唯一审美标准。

梁武帝萧衍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说：
王僧虔书如王、谢家子弟,纵复不端正,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。

琅琊圃叟

端砚

文房四宝中，端砚居四大名砚之首。
端砚（duān yàn）出产于唐代初期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。
古时已十分名贵，更因几大名坑砚材枯竭封坑，砚资源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名贵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，砚为其一。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，尤以广东省端砚最为称著。端砚以石质坚实、润滑、细腻、娇嫩而驰名于世，用端砚研墨不滞，发墨快，研出之墨汁细滑，书写流畅不损毫，字迹颜色经久不变，端砚若佳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，用手按其砚心，砚心湛蓝墨绿，水气久久不干，故古人有"呵气研墨"之说。
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曾赋诗赞道："端溪古砚天下奇，紫花夜半吐虹霓。"
端砚的历史悠久，石质优良，雕刻精美。端砚、歙砚和洮砚，素来有“三大石质名砚”之美誉。
端砚石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（西起小湘峡，东至鼎湖山）的北岭山一带，尤以老坑、麻子坑和坑仔岩三地之砚石为最佳。
包公与端砚的故事：
    包拯在宋朝康定元年（公元1040年），从扬州府天长县调任岭南（广东）端州知郡事（官职）。包拯在宋代已是一名家喻户晓的大清官，世人称其为“包公”、“包青天”。包拯主政端州3年，政声斐然。他因地制宜，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之雏形；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，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；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—丰济仓；还派人加固西江堤围，防止洪水灾害；又派人在城里挖了七口水井，让居民喝上干净的井水，不再因喝脏水生病；处治贪官污吏，为民除害，为端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。这几件大事，是包拯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中心而作的贡献。        在端州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包公“不持一砚归”。当时端州出产的砚十分珍贵，被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，实行限额开采。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“进贡”名义层层加码掠夺百姓，而包公离开端州时，却“不持一砚归”，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，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由于他因整顿吏治、惩治贪官、解除民困而被称为“包青天”，后世则敬称他为包公。传说，包公离任时，端州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。一些名流、士绅携物相赠，都被包公一一谢绝。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，不久就到了羚羊峡。本来风和日丽，天色晴朗，但这时风云突变，乌云翻滚，浊浪排空。包公感到事有蹊跷，便命家人包兴把随行人员叫来查问。随从书僮忽然跪下：“大人，有一事我忘了禀告，离开端州之前，绅士徐乐天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件，因小的认为是小事，没有启禀，私下替大人收了，现放在船上。”

    包公一听，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，果然是方好砚，外包黄布袱，砚身雕龙刻凤。包公一拿端砚到手，旋即抛到了江里。说也奇怪，砚一落江，顿时风平浪静，云开日出。随后，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。包裹端砚的黄布，掉进水里，顺流而下，一片黄光，后来成为沙滩。这便是传说中的“砚洲”和“黄布沙”。后人在砚洲修建了包公楼以纪念包公，又在端州的丽谯楼门口刻上“星岩朗曜光山海，砚渚清风播古今”的对联，颂扬包公的清廉，如今，这副对联还清晰可见。“峡砚清风”已成为肇城八景之一。  

包公端州掷砚的故事并非完全是虚构。
《宋史·包拯传》载:“端土产砚, 前守缘贡, 率取数十倍以遣权贵。拯命制者方足贡数, 岁满不持一砚归。”

潘云锋

端砚居四大名砚之首

琅琊圃叟

不可端倪

不可端倪是一个汉语词语，读音是bù kě duān ní，意思是找不着头绪，形容变化莫测，出自唐·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。

《送高闲上人序》   
［唐］韩愈
苟可以寓其巧智，使机应於心，不挫於气，则神完而守固。虽外物至，不胶於心。尧、舜、禹、汤治天下，养叔治射，庖丁治牛，师旷治音声，扁鹊治病，僚之于丸，秋之于弈，伯伦之于酒，乐之终身不厌，奚暇外慕？夫外慕徙业者，皆不造其堂，不哜其胾者也。
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伎。喜怒、窘穷、愉快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不平，有动於心，必於草书焉发之。观於物，见山水、鸟兽、虫鱼、草木之花实，日月、列星、风雨、水火、雷霆、霹雳、歌舞、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於书。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其终其身而名於世。今闲之於草书，有旭之心哉！不得其心而逐其迹，未见其能旭也。为旭有道，利害必明，无遗锱铢，情炎於中，利欲斗进，有得有丧，勃然不释，然后一决於书，然后旭可几也。
今闲师浮屠氏，一死生，解外胶，是其为心，必泊然无所起，其於世，必淡然无所嗜，泊与淡相遭，颓堕委靡，溃败不可收拾，则其於书得无象之然乎！然吾闻浮屠人善幻，多伎能，闲如通其术，则吾不能知矣。

译文：
如果能将技巧与智慧运用到某事中去,做到心手相应,精力集中,则就会意志坚定,始终如一。虽有外物干扰,也会无动于心。尧、舜、禹、汤始理天下,养由基苦练射术,庖丁精研宰牛,师旷目盲而治声律,扁鹊专注于医术,熊宜僚一心于戏人丸,弈秋潜心于棋,刘伶痴迷于酒,他们都乐此不疲,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呢?那些见异思迁的人,是不可能登堂入室,尝到美味佳肴的。过去张旭善写草书,不涉其他技艺。喜怒、窘困、忧悲、愉悦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每有心动,必以草书抒发出来。看到山水崖谷、鸟兽虫鱼、草木花果、日月星辰、风雨雷电、歌舞战斗等等,天地间的万千变化,或喜或惊,都以草书来表现其情感。所以张旭的书法,神出鬼没,变幻莫测,因此享誉后世。

如今高闲于草书,有意学张旭。然而仅学其形,未得到精神,所以不算学到了张旭草书的真东西。学习张旭要有法,利害要分明,不要粗枝大叶,情感要发于内心,大胆释放,有取有舍,然后挥毫而书,才可近乎张旭。现在高闲师从佛门,明生死之理,超然物外,因而心态寂静,处世淡然。恬静与闲适相结合,则颓废委靡溃败不可收拾,其表现于书法,必将了无生气。
我曾听说佛家善于应变,多有技能,高闲若能精通于此,那么他的成就就是我无法预测的了。

唐·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论述。

韩愈，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、古文家、诗人，而他的书法艺术也有很高的造诣。宋朱长文《续书断》卷下列韩愈书法为能品云：“退之虽不学书，而天骨劲健，自有高处，非常人所可及。”朱氏对韩愈书法的评价很高，可是说韩愈不学书，也是出於想当然的看法。据《全唐文》卷七六八林   《拔镫法序》说，与韩愈同时代的卢肇传习韩愈书艺“拔镫法”，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，可惜后世流传极少，遂鲜为人知。他的书法见於记载的有三：一为《华岳题名》，二为《嵩山天封宫石柱题名》，三为《洛阳福先寺塔题名》，惜今都已不传。欧阳修《唐韩退之题名》（《欧阳修全集》卷八《集古录跋尾》）云：“右韩退之题名二，皆在洛阳。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，记龙潭遇雷雨事。天圣中，余为西京留守推官，与梅圣俞游嵩山，入天封宫，徘徊柱下而去，遂登山顶，至武后封禅处，有石记，诫人游龙潭毋妄语笑，以黩神龙，神龙怒，则有雷恐。因念退之记遇雷，当有所诫也。其一在福先寺塔下。当时所见墨迹，不知其后何人模刻於石也。”所幸今天还能见到韩愈唯一留传下来的墨迹，即《曹娥碑题名》。此绢本《曹娥碑》临本墨迹，传为晋人所书，现藏辽宁省博物。此绢本书眉及左右有怀素、韩愈、樊宗师等题名，字为楷书，而韩愈题名的笔势，颇得张旭草书丰腴凝重之体态。再从韩愈的《鸢飞鱼跃碑》来推断，他的草书完全渊源於张旭。这更可以从他的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得到证明。
《送高闲上人序》虽然是一篇辟佛的作品，但其中具有独到的书法理论，常被后世书论和书史所徵引。高闲为中唐著名僧人，书法也有名於时。赞宁《高僧传》卷二○：“湖州开元寺释高闲，本乌程人也。复入长安，於荐福、西明等寺肄习经律、克精讲贯。宣宗重兴佛法，召入。封御前草圣，遂赠紫衣。闲常好将川白?书真草之迹，与人为学法焉。”考宣宗即位，韩愈去世已二十二年，此序当为其晚年的作品。

高闲精通佛典，此序的主旨虽然是辟佛，但并不明显地排斥佛教，只着眼於高闲草书的成就来和草圣张旭作比较。先提出专心业务与后文的专心佛教格格不入，说张旭把他的才智全部用在草书上，他看到公主和担夫争道，听到鼓吹，从中得到草书笔法；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，从中得到草书飞舞的神态。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外物，“虽外物至，不胶於心”，就是说，他看到的这一切，都不黏着在心上，而是把一切事物的变化，都运用到草书中去，即“使机应於心，不挫於气，则神完而守固”。“机”指一切事物的变化，“应於心”指与专心草书相应，“神完而守固”指心气不会受到影响，牢固地专精草书。文中提到“观於物，见山水崖谷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日月列星，风雨水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於书”，进一步说明张旭把他所听到的天地事物的一切变化，都运用到草书中去，使他最终成为草圣。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不仅达到作者辟佛的目的，又提出了一条精研书法取得重大成就的规律：即学习书法必须用心专一，把一切外物都融化进来，但又丝毫不受外物变化的干扰。此文最后的结论是：书法艺术是人心境的反映，无张旭之心，就学不到张旭的书法艺术，否则只是表象，而得不到它的精神实质。因此讽刺高闲“不得其心，而逐其迹，未见其能旭也”。
除了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以外，韩愈诗文中提到书法的，还有《石鼓歌》云：“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。金绳铁索锁钮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。”这四句都是赞美石鼓文的遒劲古朴、潇洒飞动的神态。“鸾翔凤翥”句形容字体活泼犹如鸾飞凤舞。“珊瑚”句形容字体交相纵横，“金绳铁索”句喻字体遒劲而钩连。“古鼎跃水”句，传说周显王时，九鼎沦於泗水，秦始皇派人入水求之，龙齿啮断绳索而不得出。见《水经注·泗水》。“龙腾梭”，传说陶侃少时，渔於雷泽，网得一梭挂於壁，有顷雷雨，化为龙而去。见《晋书·陶侃传》。

《送高闲上人序》是韩愈的一篇赠序，表达了对书法艺术的深刻见解，文中告诫僧人高闲学习书法要专心，“外物不胶于心”。但同时又指出，那种淡然泊然的“胶于心”是不能学好书法的。韩愈是以张旭作范例的：“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技，喜怒窘穷，忧悲愉怢，怨恨思慕，酣醉，无聊，不平，有动于中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日月列星，风雨水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”韩愈这里的意思有两个。一是说要有激情。张旭之于草书，心不旁骛。情动于中而不形于言，不嗟叹之，不歌咏之，不手之舞之，不足之蹈之，而是去写字。二是说要有悟性。张旭之于草书，意会专注，如禅宗中的“参话头”一般，时时处处事事，从所见所闻中参悟书法艺术的理、意、技，而后展现在书作中。古人论书，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。韩愈一句“必于草书焉发之”，世人以为书法可以抒发情感，是一种抽象的表现艺术。殊不知，书法作为一种艺术，有它自身的特点。它只能是呈现人的性情，而不能表现人的具体情感。一个人的字，所反映出的是他的个性气质，天资学养，审美趋向。气质是天生的，学养是积淀的，都有相当强的稳定性。审美趋向，经久便成审美定势。这些都不能被情感所左右。孙过庭说的“达其性情”是对的，说的“形其哀乐”却未必。温柔人的字软缓，燥勇人的字剽迫，狐疑人的字滞涩，迟重人的字蹇钝，事实确如此。而说王羲之写《乐毅论》情多怫郁，写《黄庭经》怡怿虚无，写《太师箴》纵横争折，写《兰亭序》思怡神超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文字内容的影响。王羲之自己也说：我书《乐毅论》有君子之风，写《道德经》有神仙之态。书风迥然，都非感情所致。但是，情绪并非不能作用于书家，它只关乎书者水平的发挥和作品的成败。yishujia.findart.com.cn韩愈一句“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”，乃使后人以为书画同道，须共师造化，或言表意，或言移情，清代朱和羹即持此观点——“览退之送高闲上人序，则书画相通之理益信”。及至现代，一些书法、美学、文艺学等专著仍沿此说。细细思量，这是值得商榷的。“师造化”是古代画论中提出的，固然适用于书法，但是意义却迥然不同。画家师造化是积累和提练艺术素材，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可为明证。书家师造化则是悟得笔意，丰富艺术语言。李白评张旭诗“楚人道尽张某奇，心藏风云世莫知”可见一斑。

潘云锋

书法艺术是人心境的反映